川大中文讲师邓国均《浙江道教史》读后感言

（一）资料丰赡，内容充实

丰富的道教史资料和较为全面的考察视角，是该书的第一个鲜明特点。通读全书可知，作者既注重对《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明史》等古代正史记载的参考，又广泛征引了《太平御览》、《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和《道藏》等道教文献的相关内容，并兼及《道教金石略》等书所搜集的道教金石文献，从而为全书内容的展开垫定了一个扎实的文献基础。书中所涉及的内容，既有不同历史时期道教流派、道教哲学、道教科仪的发展流变，也有浙江道教史上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社会交往，以及某些道教经书的流传抄写过程，同时还涉及与道教关系密切的堪舆之学等问题，凡此种种，均显示了作者研究视野的开阔和考察视角的全面，也使本书不但条贯分明而且内容充实。

（二）推源溯流，考论结合

鲜明的历史源流意识和叙述过程中的考论结合，是该书的第二个显著特点。道教起源于西部高山地带还是东部海滨地域，是一个富有争议的复杂问题，该书第一章即结合浙江地域史，尤其是吴越古国史的考察，通过对古越国著名政治人物范蠡等人思想的分析，论述了浙江道教传承发展的地理环境，及其久远而丰厚的思想文化资源，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了回应；第六章则通过对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历史的考述，特别是通过对吴越国王“投龙简”等仪式活动的考察，论述了道教与这一时期地方政权的关系，梳理了浙江地区的道教发展新貌。凡此均可以看出，作者具有较为明晰的源流意识，是力图将浙江道教史的研究与道教的源流问题相结合而进行探索的。

（三）论道析术，角度新颖

对浙江道教史上重要人物的“道术”思想进行深入剖析，并力图提出富有新意的见解，是该书的第三个显著特点。《庄子·天下篇》曾指出，墨子、老子、庄子等人的学术思想均源出于“古之道术”，《汉书·艺文志》所载大量的“术数”、“方技”类文献，或许即与此有关。孔令宏教授在多年的道教研究工作中，逐步总结出“以道统术、以术得道，是道家、道教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iv]这一重要观点，并由此而对道教的源流演变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本书的写作也体现了这一视角与思路，如第四章在论述隋唐时期浙江道教发展史时，就重点对司马承祯、吴筠、杜光庭等人的“道术”理论及其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论述。

当然，本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由于受结项时间的限制等原因，加之浙江道教史资料又极其丰硕，每位作者的文风也不完全一样，因此部分章节也许还有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的余地。但相信它的出版，对于浙江和东南道教史的研究，乃至中国道教史的研究和写作，必将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该书所提出的部分观点也许还可以商榷，但其对于浙江道教史上相关人物与论著的考述，对于浙江道教史的发展流变及其线索的梳理，对于今后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应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最近几年来，在完成院系教学科研工作任务的同时，孔令宏教授每年都带领浙江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的团队成员，深入江苏、安徽、福建等地的庙宇宫观、道教遗迹等进行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明清以来的第一手道教史资料，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孔令宏教授和他的团队成员一定会在东南道教史研究方面取得更多的创获。